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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详述一九六○年中国大饥荒的专著 Hungry Ghost: Mao’s Secret Famine 的中文版《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贾斯柏·贝克著，姜和平译，纽约明镜出版社 2005】刊行问世。这是一部值得细读的好书。

一九六○年，距今虽已四十六年，可一提起“一九六○年”这个词，大多数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仍然马上会与“饥饿”二字联系起来。

一九六○年我十五岁，正在上海读中学。食物不足，父母买来卷心菜的菜帮，剁碎煮烂也能充饥。面粉掺合豆腐渣做成丸子，也可以填饱肚子。六二年入清华 大学，听到过高班同学说他们如何在寝室里一人端一杯冲了酱油的开水举行“精神会餐”，还有本系比我们高一班的某同学饿得发慌竟然偷吃学校小卖部供人黏贴邮 票用的浆糊的故事。不过，我们这些城里人，对“一九六○年”农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说一无所知。

由于中共政府成功地将中国社会隔绝成城、乡两个世界，绝大多数城里人甚至不知道有过一九六○年的大饥荒。极个别人听闻农村饿死人，也不敢轻易“扩散”消息。我就是迟至一九六八年才听说大饥荒惨剧的。

那 年秋天，我被派到安徽当涂县境内的南京军区丹阳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与三位安徽六安县籍的士兵同居一室，直到次年春天他们复员 回乡务农。在谈天中，他们分别将自己家中在那场饥馑中遭的灾难告诉我，我才对一九六○年的大饥荒惨剧有了些许了解。他们还告诉我：“我们父母没饿死，才能 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与中共）有仇。”

现在，对于一九六○年前后因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引致大饥荒的事，已经不再是秘密。许多中国农民及其家人在那场大灾难中活活饿死。中国官方对此的 说法叫“非正常死亡”。近年来，中国官方逐渐开放有关那段时期“非正常死亡”的资料。近年来，中国官方逐渐开放有关那段时期“非正常死亡”的资料。但是， 关于三年大饥荒的死亡总数仍然没有公开。在二○○五年九月中国民政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员们仍然说：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他们“不掌握”。

不过，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肯定，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至于死亡人数，多数学者估计在二千多万到四千万之间，有的则以笼统的“几 千万人”代之。譬如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惠的说法就是：“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引来三年困难，饿死几千万人。”【１９７８年５月周惠对华国锋的谈 话，师东兵《庐山真面目》（香港：港龙出版社，１９９７）第４４页】

笔者认为，死于一九六○年前后大饥荒的人数在三千万以上。《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的作者贾斯柏·贝克则认为：

从道义上说，这类（关于饿死人数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饿死三千万人还是四千多万人，中国都成功地掩盖了这场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并且长达 二十年。仅就数字来看，历史上的任何其它事件都无法望其项背。大跃进以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发生在１８７６到１８７９年间，死亡人数在九百万到一千三 百万。

这场大饥荒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

譬如四川灌县，拜都江堰所赐，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从未被饥馑光顾。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 村和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四万多人饿死，超过该县人口的百分之十。【《灌县志》 （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０页】

又如贵州遵义。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 狱。今新编官修《遵义县志》载：该县仅在一九六○年内就死亡七万一千八百多人，约占人口的九分之一。“鉴于农村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市委成立处理『遵义事 件』（即遵义饿死人事件）调查小组。”【《遵义县志》（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１、３９页】

一九六○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中共中 央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年底，国务院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 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 反联络站”，１９６７）第２４、２５页】

其实，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并非不知情。据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 们的办公室。一九六○年二月，国务院内政部和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先后派人去信阳调查。据当时的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信阳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他原 估计信阳地区饿死人数在二、三十万之间，但是中央调查组的“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六期第４３页】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河南处理信阳事件。回北京后，李先念说，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老家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一九六一年五月初，刘回老家搞调查时，一个干部告诉他：“（村）食堂刚办时有百一二十人，现在不到 八十，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问：“怎么死的？”答：“无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家在赵家冲，刘少奇到了那里才知道， 他姐姐的儿子已经饿死。刘问：“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鲁：“这两个月死了十一个。”【《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２０至２３页】

毛泽东的老家在湖南湘潭县，其母亲的老家在湘乡县。一九六一年春，毛的秘书胡乔木奉命去调查后发现，“湘乡县也有饿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 严重的宁乡县更甚。”他给毛去信说：“湘乡……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还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 版社，１９９７）第４６７页】

一九六二年，国务院民政部向中央报告说四川死了四百万，而公安部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结果是死亡八百万。四川的共青团中央委员廖伯康则向中共中央书 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说：一千二百万。【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引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曾这样批评安徽党组织封锁消息的做法：“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 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刘少奇疯狂 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有关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部分材料》（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１９６７.８）第４２页】

据一九七九年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后来透露：“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万。”【《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八年第三期第２页】

不过，中共中央仅要求下面各省说老实话，自己却对国际社会隐瞒真相。贝克先生在书中指出：就是在一九六○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 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即《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中文版译名《西行漫记》】的作者，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 全国各地，长达五个月，得出结论说：“我在中国没有看见饥饿的人。”美国女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也是获得邀请的特殊人物。她们访 华后也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

《饿鬼》一书还指出：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中国向苏联陆续出口了数百万吨谷物，来响应赫鲁晓夫对大跃进是否真能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怀疑。为证实中国的宣传，才向苏联、香港与其它国家出口粮食和纺织品；还增加了对不同的友好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有人建议紧急进口粮食，但被毛泽东否决。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来透露：“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 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１９８７年赵紫阳对美国作家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的谈话，１９８７.１１.１４《纽约时报》】

直到一九六一年初，中国政府才在国际上承认粮食短缺。这时，国际社会已经准备提供援助，连台湾政府都拿出了十万吨粮食，准备救济大陆。但是，外交部长陈毅告诉日本外宾，中国决不“乞求美国的援助”。据贝克先生在《饿鬼》书中说：

中国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绝了一切援助，真挚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

贾斯柏·贝克这本书的贡献还在于，书中明确说明：

世界历史上有比中国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大饥荒的死亡人口比重更高的记载。１８４５年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开始时，爱尔兰有八百五十万人口，其中一百万人死于饥饿。

印度近代史上遭受的最大一次饥荒是１８９６年到１８９７年的大旱灾，导致五百万人丧生。

和爱尔兰大饥荒与印度大饥荒不同的是，毛的大饥荒完全是人为的。中国处于和平年代，既没有病虫害影响收成，也没有罕见的大旱大涝。

在中共建国以来的许多谎言中，所谓一九六○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应居其首。《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以及气象专家编制的《１８９５～１９７９年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数据表》都证实，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间，全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三年自然灾害”一说，是中共为保住面 子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中共高层内部其实并不这样看。

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曾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农民回答他“天灾有，但是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１９６２.１.２７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毒草集》（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刘邓战斗团，１９６７）第６页】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河南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不要老说（错误）是一个指 头。”【《触目惊心——邓小平言行录》（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梅花笑”纵队印，１９６７）第９页】

其实，就连毛泽东也知道不存在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承认：“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天灾，而是来自『共产风』和瞎指挥的人祸。”【《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二期第１２页】

不过，他说“人祸”是下面的中共干部刮共产风、瞎指挥造成的。其它人谁也不敢指他就是祸首。直到毛泽东死后，当时的中共副主席陈云才说：“我一直反 对『自然灾害』这个提法。『自然』两个字不是马列主义求实精神，是对党、对群众的欺骗，主要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错误。”【１９９１年陈云的一次谈话，香 港《争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号第２５页】这个“主要领导”，正是毛泽东！

《饿鬼》一书也揭穿了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弥天大谎。书中指出：

中国中央气象局编辑出版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国旱涝气象资料显示，这几年气候没有异常。相比毛统治的其它多数年份，偏巧在大饥荒年代的自然灾害更少。一九六○年全国一百二十个气象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气象台有旱情记载。其中有八处气象台报告有严重旱情。

贝克先生到安徽、河南等省实地采访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甚至就对青海地方干部的采访单独写了一章。一九六二年，西藏班禅喇嘛曾上书中共中 央说：“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降 边嘉措《悲剧英雄班禅喇嘛》（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２１３页。降边嘉措，班禅的汉语翻译】但是，据贾斯柏·贝克先生披露：

西藏自治区的被采访者们认为，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大饥荒中，藏族人口死亡率约在百分之十左右。虽然有人估计约百分之十五。

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藏族人口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

对于大饥荒之成因，贝克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农民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政府通过垄断农产品的购销，将购销差价积累的资 金，投入到重工业。为此，《饿鬼》书中有一章《苏联的饥荒》，详述斯大林统治下的三十年代数百万乌克兰人饿死的大饥荒，并清晰指出：

毛时代大饥荒的起因和苏联历史上的饥荒类似。

和三十年后中国发生的一切一样，（苏联）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巧夺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之主因。

中共领导层中……应该有不少人听说过苏联饥荒的情况。……在赫鲁晓夫和一些苏联作家街路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后，也应该有人提出劝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毛无视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声音，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春桃曾这样说：“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对此，《饿鬼》一书的作者颇为悲观。他在书中说：

看来，今后也不会为大饥荒的受难者建立博物馆以示纪念，那些不幸死于饥饿的数千万生命似乎注定成为饿鬼冤魂。

不过，该书结尾的几句话却是我们的警世明言：

如果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饥荒仍然不为不为人知的话，这本身又是一个悲剧。因为如果这场灾难继续被掩盖，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他们也不会认识到，只有在封闭的社会，才会发生几千万人饿死的悲剧。

一九六二年初，前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对即将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打倒安徽党内头号走资派李葆华》（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８）第６５页。】

如今，贾斯柏·贝克先生替中国人把那三年的历史写出了一本书。我记得前不久去世的老作家巴金谈到文化革命时曾说过：“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 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饿鬼》便是这样的一口警钟。希望此书的刊行，将激励更多的“揭秘”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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